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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劝农文学中的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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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从古至今都十分注重农业的发展,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劝农也被作为一种重农行为广泛推广。劝农行为的兴起始于秦汉,而宋代作为劝农文学兴盛的时代,自然是产生了很多与劝农文学相关的作品,本文通过对两宋的劝农文学的基本内容以及其艺术特征进行分析,总结出宋代劝农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所产生的意义等,以期能够帮助人们能够更好的了解古代农业文化以及民本思想的内涵,同时对于劝农文学的相关研提供一些理论基础。
关键词:宋代;劝农文学;民本思想;更多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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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国家。几千年的历史,因农业灾害带来的国事动荡不绝如缕。农为天下之本,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共识。劝农,也成为中国特有的政策和制度。西周初年形成了藉田大礼,并垂诸久远。汉代皇帝多次下重农诏,地方官也被赋予劝农的职责。宋以后,劝农的行为和成效开始成为官吏品绩的重要标准。明清两代,也以劝农为地方官的职责和考绩内容。因为现实需要和统治者的倡导,重农、劝农蔚然成风。兼之儒家传统和朴素的民本思想,很多人自觉地进行劝农工作,由此产生了劝农文学这一体类。从早期的四言劝农诗、庄严肃穆的诏令文告,到发展出来的各种文体样式,活跃于下层民众的各种劝农歌、曲、戏,劝农文学的产生发展与文学和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显示了文学由庙堂而乡野的下倾姿态。本文基于目前对宋代劝农文学的研究成果,主要从“劝农文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两宋时期的劝农文学中体现的民本思想。
促进作物的多样化,是宋代统治者促进生产发展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措施。端拱元年诸谷(988年),太宗令里面表示出,在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等地的诸州长吏,通过奉劝民众对粟、麦、麻、豆进行种植的人,将把淮北州郡给他。而当他到漳州任职时,仍劝农:“种田固是本业,然粟、豆、麻、麦、菜、蔬、茄、芋之属亦是可食之物。若能种植,青黄未交,得以接济,不为无补。今仰人户更以余力广一行栽种。”劝民利,植多样化,使得民众在青黄不接时可以得到必要的补充,且作物的多样化同时也促进了农业技术的传播。
宋南迁后,随着北方人口的大量涌入,原有的可耕地面积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且大量的北方人口南迁,将喜食麦面的习惯带到了南方,于是原来种麦不多的南方也开始大量种麦。据庄绰在《鸡肋编》中记载:绍兴(1131-1162)初,麦一解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1]“农获其利倍于种稻”就说明麦价在南方是很高的,而且“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方大琼在《将乐劝农文》中也说:“汝知种麦之利乎?青黄未接,以麦为秋,如行千里,施担得浆,故禾则主佃均之,而麦则农专其利。”[2]让种麦之人认识到种麦的益处,这是促进麦在南方广泛种植的很重要的原因。客户可以独享其利,这对佃户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诱惑。据记载,麦类在南方的分布,已到达江、浙、湘、湖、闽、广等地。
朝廷上下也无不极力推行种麦:“江东西,湖南北,淮东西路帅嘈,官以借种及谕大姓假贷农民广种,依贩济格推赏,仍上已种顷亩,议赏。”在北宋就已“诏岭南诸县令劝民种田种豆及黍、粟、大麦、荞麦,以备水早”。到南宋时亦屡次下诏劝种麦,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诏两浙、江淮、湖南、京西路帅潜臣督守令劝民种麦,务要增广”。不仅要种麦,而且还要广种。宁宗嘉定八年(1215年),又“诏两浙、两淮、江东西路,谕民杂种粟、麦、麻、豆,有司毋收其赋,田主毋责其租”。[3]在稻田种麦不收其田主的租赋,这对减轻农民的租赋负担,促进农业生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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