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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论文-关于政治参与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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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西方学者对政治参与的研究来看,他们主要是从两个不同角度对政治参与进行考察的。第一个角度是从政治参与的意义与价值出发,将政治参与作为为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第二个角度从政治参与主体的角度出发,将政治参与作为参与个人或者群体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手段 。从以上两个角度出发,西方学者主要对政治参与作了以下几种定义:(1)政治参与是平民个人或者平民组织通过支持维护或者反对与改变等方式试图在国家或地方政府进行政策决定时做出影响的行为。(2)政治参与是一种普通公民自愿发起的参与到政治过程中的活动,试图对公共利益的分配产生影响,以产生有利于自身或者自身所在组织的结果。国内学者也对政治参与进行了界定,认为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一系列的合法途径参与到政治生活中,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并对政治体系的运行规则与方式产生影响,是普通公民发挥政治作用,实现政治权利的重要途径;更多范文
政治学论文-关于政治参与的思考
 受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影响,政治参与的概念有不同的界定,并处于不断变化中,用一种固定形式来对政治参与作出界定并不容易,但是从以上对政治参与定义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在综合的基础上,将政治参与定义为:公众或者公众组织采取一定的方式途径,试图介入并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行为活动。
而政治参与一词最早源于古希腊时期,是现代民主社会的象征,但是最初并不是与民主相伴而生的。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政治参与才与民主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并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作为国家治理的方式之一。政治参与是在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的,并逐渐开始被应用的。中西方学术界对政治参与的概念也有不同的界定。
《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界定的政治参与是“参与制定、通过或贯彻公共政策的行动”。在这一概念中,提到的政治参与行为较为狭隘,只涉及到公民在“公共政策”范围内所起到的作用,且这一定义中公民的行为多为被动的[1]
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政治参与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这一定义里面涉及的政治参与就是广义的政治参与,它既包括投票、选举等被动型参与活动,也包括游行、示威、结社等主动型参与行为。政治参与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概念,中国学者大都比较认同政治参与是“公民自愿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这一观点。这里比较强调参与行为的合法性,即非法的参与活动在我国就不能称之为政治参与。尽管不同的流派或学者对政治参与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但是他们都比较认同在政治参与活动中“参与行为对国家权威的影响。”政治参与是公民或团体为一定的利益性目的,通过一定的手段或方式参与政治活动、影响政治决策或监督政治行为,来试图实现政治运行规则转变的行为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一个长期以来受到学界重视的问题,近年来在国内也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学界普遍看来,政治参与的概念大多来自于亨廷顿、帕特南、维巴等学者的观点,在结合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可以把本文所要针对的政治参与概括为一种不仅是公民个人旨在影响政府决策的态度和行为,而且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趋势和过程。
除了整体上对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进行统筹观察,目前国内对于政治参与的研究逻辑集中体现在不同的研究对象,以及不同研究对象参与路径、方式、意愿、行为和影响的比较上,主要包括了对农民、城市居民、城市移民以及大学生等群体的研究成果。在囊括如此多社会群体范畴的情况下,政治参与不仅成为政治学中得到最多研究的概念和问题领域之一,也是社会学对于政治研究、社区参与和政治改革的主要议题[1]
国内学者对政治参与的研究较早,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学者对国外的政治参与理论、选举制度等就进行了相应的理论方面的研究。在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时期,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也在提高,学术界在政治参与方面涌现了一批理论专著和学术论文
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也出现了政治参与相关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政治体制也开始改革,伴随着制度变迁,政治参与也开启新局面,国内学者对政治参与的研究也进一步扩大。国内政治参与的发展以及对政治参与的新认识,都是随着民主政治建设发展而不断深入的,国外的与历史的经验都表明,政治参与的进行要与制度背景、政府政策等相协调,与国情相适应[2]。随着我国经济增长体制的不断改革,制度的改革模式也发生变化,在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开始强调制度的创新,例如村民自治、居民物业管理自治等都是制度创新的结果,在这些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政治参与的内容不断扩大、参与的方式也更加丰富,而且新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很多新的阶层人士,他们在参与到政治生活中,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意见,维护权利利益。
随着城市社区建设的快速发展和人口跨区域流动的社会现实,有学者提出,城市移民的政治参与提升伴随着其社会资本的积累和社会网络的建立,并且参与社区活动达成的效果高于本地户籍居民,而文化资本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也被证明对于城市居民的制度内外政治参与都有着较高的影响作用[1]。进一步的,研究者把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在国外学者的国家动员模式、庇护主义模式和精英动员模式基础上发展到城市社区动员和社区主动参与两种模式进行分析,并把城市移民的政治参与纳入到城市视角的政治参与研究当中,发现并证明不仅户籍制度对移民的政治参与具有负面影响,而且即便在收入水平和教育层次提升公共意识的前提下,城市移民也并不具有更高的政治参与度。
另外随着社会进步民主政治的发展,制度不断建设创新,政治参与出现新的变化,普通公众对社会问题更加关注,网络政治参与形式出现,信访诉讼等方式的制度化发展。国内学者对政治参与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并开始对政治参与与制度吸纳的探讨,张钦朋、马海龙在研究中论述到,必须完善政治参与相关制度,使得国家的制度体制与政治参与协调发展,推动公民合理有序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对此,他们提出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加强民主制度建设的基础上,还要对制度进行创新,探索出能鼓励公民有序进行政治参与的政策措施[2]。杜锋提出,为了推进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化,要在制度建设中提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参与,以及政治参与制度的社会化展开,为此,应该在健全制度建设的基础上,教育引导社会公众理性参与到政治生活中,还要优化政治参与的环境。这些都为扩大政治参与重要作用提供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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