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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过去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许多地方计划经济的色彩浓厚，政府的行政垄断和过度的行政管制现象仍然存在，而垄断带来的腐败和低效率使经济供给从上游被束缚，人为地提高了许多企业的进入门槛。另外，我国许多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劳动力、原材料和行政成本都较高。高融资成本使得中小企业被迫转向高利率的民间借贷进行融资，而企业在行政过程中的腐败成本等更加剧了间接的供给抑制。同时，由于近些年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不景气，使得企业的经营业绩不断下滑，使得企业在进行融资时不得不付出比往年更高的融资成本。融资难、融资贵从深层次原因看，金融体系一些不合理的体制性、机制性因素也同样不容忽视。比如政府融资平台等主体存在财务软约束，对资金价格不敏感；我国金融体系的直接与间接融资比例不协调；银行内部考核机制不合理等。这些深层次因素使得资本积累、实体经济融资更加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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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高的资本成本，除了源资本市场的融资成本之外，还体现在实物资本、人力资本等要素的调整成本方面。刘仁和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环境没有得到较好的改善，因为资本市场中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存在较大的调整成本。在研究中，刘仁和教授应用含有调整成本的Q投资理论，依据要素投入的边际价值等于边际成本构造矩条件，运用GMM方法同时估计中国宏观经济总体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调整成本参数，测算了两种要素投入调整成本的大小。研究结果表明：两种投入要素的总调整成本占实际总产出的比例平均为18.42%；新增一单位实物资本的边际调整成本占边际投入成本的平均比例为45.31%；新增一单位人力资本的边际调整成本占年度人均工资的比例平均为59.20%。由此可见，当前的投资环境下，逐年高涨的投资率在带来更高产出的同时，也产生更高的调整成本。这是一种低效率的增长模式，须着力降低要素投入过程中的投入摩擦，对资本市场进行降成本的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全社会的实际总产出。该研究表明，尽可能降低调整成本，对于促进资本跨行业、跨地区的有序流动，对于优化资本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改善经济增长质量等，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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