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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群生态效率测度及时空演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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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经济进入高度工业化阶段,人类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资源枯竭、能源紧张、环境恶化和生态失衡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威胁着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的进步,生态危机渐现。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日益关注的课题,可持续发展理念应运而生。可持续发展以生态经济为基础,它主张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强调资源永续利用与生态系统平衡,它认为生态可持续发展能力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发达国家相继提出了“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环境与生态保护的热潮。
长三角位于长江与太平洋的交汇处,是我国两大经济带——沿海经济带与长江流域经济带的T型结合部,区位优势十分明显,被誉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截至2016年末,长三角仅以全国2.2%的土地、11.5%的人口,创造的GDP占全国的比重达16.5%,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效率最高、体量最大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在全国层面具有典型性。但在长期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生产、制造等经济活动对大量能源需求与本身资源禀赋少、能源赋存缺乏的矛盾显现,而能源资源的巨量使用又不可避免地破坏着生态环境。众多研究表明,城市发展需要与生态环境相协调,产业生态效率正是衡量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如何良好兼容的重要突破口。

1.2研究意义

1970年代,加拿大科学委员会首次提出了生态效率的概念。1990年代,Schaltegger和Sturm第一次定义生态效率为“经济活动增加值与生态环境作用的比值关系”[1]。Meier认为生态效率的核心涵义在于描述一个系统的期望产出与其缺点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2]。Brown认为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应处于从属和立足于生态原理,并提出生态中心论的观点[3]。国内近年来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生态效率研究方法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许涤新的《论生态平衡》是国内较早涉足生态效率的研究,标志着我国生态经济学的起始[4]。邱寿丰等参考德国环境经济账户的研究成果,建立了适合我国国情的指标体系[5]。王震等通过构建工业生态效率的指标体系,分析了影响北京市环境生态效率变化的主要因素[6]。岳媛媛等利用国际企业的相关生态效率研究,提出适合我国企业生态效率的模型步骤[7]
西方关于生态效率的计算方法主要有经济/环境单一比值法、指标体系法、模型法。国内学者在借鉴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行业及区域层面的研究,但是目前产业生态效率的实证研究大多只是以DEA方法为主,纯粹地对其进行定量计算,缺乏对于区域层面的时空地理特征的演变分析,而传统的数理统计方法忽略空间维度特征,或者淡化时间层面特征,更多地度量空间相关及交互影响机制的截面表征[8]。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最大的区域整体之一,也是经济增速最快的城市群之一,经济的均衡发展对于带动中西部发展,利用长三角的辐射带动作用支持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具有重要意义[9]。鉴此,本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为研究单元,以产业生态效率值测算—跃迁路径—时空演变为研究主线,引用Rey提出的ESTDA方法框架[10],采用LISA时间路径、LISA时空交互探究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2000—2014年产业生态效率的时空动态特征,以更好地解读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化,并对现有区域产业生态效率研究进行尝试性的拓展。

中国城市群生态效率测度及时空演变研究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揭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篇章。同年,国务院决定成立浦东新区,着力打造上海的“四个中心”建设,并努力朝着世界级城市迈进,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浦东新区对周围市域的制度创新的示范效应和市场机遇的外溢效应具有重要意义。沿海、沿江地区在国家多项优惠政策的支持下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以福建“晋江模式”为代表的江浙沪非公有制经济极大地释放了县域经济的活力。得益于优良的区位优势,沿海、沿江地区的差距呈扩大趋势。第一、三象限中,沿海与内陆的“核心—边缘”的二元空间结构显现,加剧区域差异。内陆的安庆、铜陵、合肥等部分传统工业与资源型城市在早期占据一定的发展优势,后期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先进制造业在沿海地区集聚,苏州、上海等城市发展迅速反超。总之,该阶段中沿海地区整体呈现出协同高增长的内部空间格局,内陆地区则是协同与竞争并存。
2000年之后,在“浦东新区、杭州湾经济圈”的非均衡战略实施下,长三角空间格局发生变动,竞争增长态势越发明显,高协同增长的城市集中于长三角东部及中部地区,沿海或沿江开放城市的上海、无锡等地经济发展规模壮大。而西部及东北部等由于产业结构及区位因素被迅速拉开距离,形成显著的“输—赢”局面。第二、四象限中,少数存在于发达与落后之间的市域因为靠近核心区域,具有承接发达市域产业转移的先天优势,经济规模得以缓慢增长,如常州、湖州等。2008年,伴随着江淮都市圈及江苏沿海经济区等国家级发展战略的实施,一方面利用长三角腾笼换鸟的优势条件优化产业结构,另一方面完善自身交通等举措,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逐步融入长三角核心都市圈,长三角产业生态效率的整体空间交叉率也在逐步下降,使得整体产业生态效率差距逐步缩小。

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我国资源耗竭、环境恶化的矛盾日益加大,区域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管理者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不同区域的城市生态效率则是区域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一个重要有效度量。我国城市区域化以及区域城市化的新空间态势以及城市群的战略意义逐渐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城市群培育和建设被提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城市群逐渐从地方走向全球,成为世界城市网络与全球生产网络中占据重要节点位置的“全球城市区域”,具有重要的国际和国内地位。而在长三角城市群日趋变强、走向成熟的过程,其生态效率和空间演化特征逐渐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我国长三角城市的群产业生态效率和时空演变的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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