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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下，一些城管顽症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反而呈易发、多发态势。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从诞生到发展壮大，深刻改变了旧有的新闻信息传播方式，系统重塑了新的媒介生态和传播格局。关于城管暴力执法的新闻报道在各类媒体及网络上层出不穷，城管成了互联网上遭到网民炮轰最多的群体之一。在频频曝出的负面新闻中，城管在公众心中已然成了“穿着制服的土匪恶霸”。网络上到处流传着各种段子对城管进行讽刺和妖魔化。人们从对城管粗暴执法的不满已经转移到对城管群体本身的仇视。
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由于观点的发表不需要经过筛选，偏激的言论更易集结，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在群体极化和沉默的螺旋作用下，舆论在城管话题上出现失衡。关于城管的新闻即便是谣言也会被网民无条件接受。尽管也有人理性地看待城管与小贩之争，但这些理性的声音往往在对城管群体浩荡的批判声中湮没无闻，并未能引导舆论向理性的方向发展，也未能改变城管在民众心目中的负面印象。虽然，并非所有的城管执法都是不合理的，所谓的弱势群体的行为也并非天然合法。但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城管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这也是造成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城管执法负面消息迅速传播的原因。
总体来看，传统模式下城管执法中存在问题的成因错综复杂，有些是体制性的，有些是机制性的，有些是技术性的，也有些是观念性的，而根本诱因在于急功近利、缺少科学远景规划和合理制度安排的城市化。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的思维、新的技术、新的方式，将使困扰大中城市多年的城管执法工作迎来新的突破，翻开新的篇章。
本文以湖南湘阴县为例，对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城管执法工作的改革进行研究，重点分析移动互联网时代湖南湘阴县城管执法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并对其原因进行深层次分析，提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城管执法工作的改革路径，可以为新时期城管执法工作的改善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20世纪90年代末期，世界发达国家就开始了“数字城市”、“数字化社区”、“智能型大厦”和“数字家庭”的建设化浪潮。例如，美国各大城市中，相继开展了“数字化城市”的建设；新加坡进行了“智能化城市”建设实践，新加坡公民可以在网络申报税收和各种选举投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开展了“移动城市”建设等。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是英国政府推出的“游牧项目”：各个地区、各个部门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携带具有无线连接功能的笔记本电脑、移动终端设备等，直接到公共场所或者是居民家中，现场提供提供及时便利的公共服务；也运用手机短信的方式，与公民进一步互动沟通交流，为公民提供信息服务；还可以通过将移动技术与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世界地理信息系统、全天候视频监控系统相结合，不断的提高城市管理的效率和质量。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数字化城市管理的研究，起步于数字城市领域。数字化城市管理是数字城市在城市管理中的具体应用，是一种在数字化平台下政府、社会和企业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治理活动，是在政府与市民社会、政府与以企业为代表的经济社会的互动及政府内部运行中运用信息技术，易化政府行政、简化公共事务的处理程序，是信息化时代在尊重单位及个人民主权利基础上推动其落实社会责任的机制，是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运用数字化手段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新的城市管理模式。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的思维、新的技术、新的方式，将使困扰大中城市多年的城管“顽症”治理迎来新的突破，翻开新的篇章。为此，部分学者也开始对互联网时代城管执法工作进行研究，例如，陈红玉（2014）对移动互联网在城市管理中的运用进行探索，并提出政务APP逐渐成为移动互联网在智慧城市管理的各个领域中运用的重要部分，并将在未来引领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李杰义，卢旭佩（2015）通过对浙江宁波市城市管理的创新实践分析，归纳出“互联网+”背景下城市管理创新的实践模式，该模式体现了以民为本、注重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应用、互联网与创新思维的高效集成等特征；陈维超（2016）提出以“互联网+”助推城市管理工作创新；李滨（2016）提出“互联网+”下的城市管理“能量加法”。这些对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城管执法工作的改革均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